《文史博览》时代的记录者

《真相?文史博览精粹》丛书正式面世，订购请联系文史博览杂志社：编辑部——807314327942；发行部——073184307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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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由政协湖南省委机关刊《文史博览》杂志社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真相?文史博览精粹》丛书首发式在湖南宾馆隆重举行。政协湖南省委副主席阳宝华、秘书长欧阳斌、副秘书长吴志宪、湖南省14个市州政协领导和部分市县区政协的同志，共100余人参加了首发仪式。

《真相·文史博览精粹》丛书是政协湖南省委机关刊《文史博览》杂志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而编辑出版。丛书立足揭秘真相，强调趣味可读，着重突显“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该套丛书共10册，300万字，收录了1500幅珍贵、清晰的照片，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套将思想性、真实性、可读性融于一体的文史丛书，无论是内容价值还是纪念意义，都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具有珍藏意义的传世精品书籍。

首发仪式上，政协湖南省委副主席阳宝华对《真相?文史博览精粹》编委会成员的辛勤付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丛书出版的意义和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 谭 登

100 多年前， 长沙辛亥革命志士杨德邻（1870-1913，字性恂，今长沙县高桥镇人，是一位一生追随进步的湖湘志士）写给母亲的家书，是他1905 年留学日本时写下的。8 年之后， 这位革命志士因追随宋教仁、反对袁世凯，被湖南督军汤芗铭杀害于长沙。

这封家书现由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吕芳文先生所珍藏，是他偶然从废旧书报摊搜集到的。家书仅一页大红信纸，长80 厘米，宽25 厘米，毛笔楷体字，竖行书写，共48 行1500 余字。杨德邻在信中除开头“男现在身体尚无病，湖南同乡诸人都好”两句以外，再无一字提及家事，通篇抒写自己真挚的爱国热忱和深沉的民族忧患。从信中提到的“日俄战争”推断，此信当写于1905 年秋冬，距今已106 年。

100 多年过去了，中日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阅读这封一百多年前湖湘先进人物写下的家书，尽管有失偏颇，但其爱国忧思仍引人追索思考，当时中日两国的众生相，也能管窥一二。在信中，杨德邻笔下的日本正延续着明治维新所创造的勃勃生气，国力日盛，野心膨胀，图谋四方；而此时的中国落后于人，社会沉闷黯淡，民众昏聩，遭日本歧视。信的内容如下：男德邻跪禀慈亲大人膝下：

男现在身体尚无病，湖南同乡诸人都好。日本近来海军得胜回国，沿街遍户扬旗挂彩。英国有一海军大将，统领二千余英兵到日本祝捷，日本礼待甚隆，开欢迎会于日比谷公园，炮声震天地。中国学生到此地者约计有万多人

文/ 汤忠武

我是一个普通的山村教师，却有幸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牵扯”上，心中常有怀念之情。

1965 年夏天，我参加了韶山灌区工程的修建。当时，工地上劳动竞赛如火如荼，文化生活也热火朝天，尤以诗歌创作有如山花烂漫。那时， 我高中毕业不久，在工地连队任通讯员。本来在学生时代，我的作文也只是平平，至于写诗，则完全是个门外汉。然而， 沸腾的劳动工地， 火热的战斗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撩动着我的心扉，诱发我写作的欲望。

一天清晨，我和同志们肩扛锄头、钢钎，爬上山头，又开始了一天紧张的战斗。看到同志们“铁臂挥锄急，穷山一肩担”的豪壮气势，放眼山头上我们亲手挖成的渠道，是那么雄伟壮观，心中激动不已。尤其想到过去不敢梦想的蓝图，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即将成为现实——高山低下头，河水上山游，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顷刻间化作豪迈的诗谣：“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朝从你头上过。”这首诗后来登上了《韶山灌区报》。

说来也巧，这首诗竟然被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韶山灌区工程总指挥的华国锋看上了。在省指的一次干部会上，他把这首诗歌背给大家听，并连声夸赞：“写得好，写得好，写出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来了!”

同年12 月9 日，在为《湖南文学》1966 年元月号“韶山灌区工程特辑”题辞时，华国锋欣然命笔，题录了这首诗，并将“今朝从你头上过”改为“今日从你头上过”，使人读起来更感到亲切好懂。

杨飞  姜冰清

提起那些曾经辉煌的艺术大师，我们很快就会想到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字，然而还有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师级艺术家我们却很陌生，他就是在中国鲜为人知而在欧洲无人不晓的中国雕塑大师张充仁(1907—1998）。

为什么说张充仁在欧洲无人不晓呢？有事实为证：在法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中，陈列有三只大师的手的雕塑：一位是法国的罗丹，一位是西班牙的毕加索，还有一位即是中国的张充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百年宫顶，共有四个人体雕塑，其中之一就是出自张充仁之手。他和比利时画家埃尔热合作的连载漫画《蓝莲花》，风靡欧洲，特别是在讲法语的国家，几乎家喻户晓；据法国文化部统计，在世界上的法语国家中知道他名字的，总计约有10亿人……

张充仁，1907年出生于上海的徐家汇，24岁时即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中比庚子赔款奖学金”（庚子赔款，是中国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日与西方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共计4.5亿两纹银。在分配比例中，俄国所获最多，占赔款总数的28.97%；美国7.32%，比利时1.89%），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绘画，师从著名艺术家巴斯天（Alfred Bastien）。其后不久，张充仁转往雕塑科学习，在毕业考试中，以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皇家美院颁发的雕塑家文凭，还荣获比利时国王亚尔培金奖和布鲁塞尔市政府金质奖章，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外国政府奖励的学习艺术的留学生。

在这期间，经陆徴祥（时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和鲁汶大学戈赛神父介绍，张充仁结识了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并由此成

文/ 刘博文

若要评选史上最搞笑的国家首脑，冠军非苏联共产党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64-1982在位）莫属。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的水平与所作所为确实和他的地位极不相称。

勃列日涅夫的翻译霍德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往往用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我们考虑考虑”这类话搪塞对方提出的问题。只要手头没有讲稿，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个“弱智”的国家最高领导曾闹出许多笑话来。1979 年，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私下会晤，他照本宣科，念着为他准备的稿子，当念到划去的段落时，竟转过头去问翻译：“我还要往下念吗？”

1982 年9 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在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祝贺词。他错拿了别人为他准备的另一份讲话稿念了起来，居然没有发觉！由于他的讲话与大会毫不相干，台下听众骚动起来，秘书连忙替他换了一份讲稿，他这才明白念错了稿子！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否定了赫鲁晓夫的改革, 否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对外实行强硬政策，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还派兵进驻蒙古，甚至在珍宝岛与中国军队激战。他还派兵入侵阿富汗，帮助越南入侵柬埔寨。他坚持斯大林主义，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政策。他下令停止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停止对斯大林的批判。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民经济滑坡, 尤其是农业生产连年下降, 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也迅速削弱, 苏联变得外强中

文/ 薛　田

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国家队”成员，施燕华、张维为、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便眉飞色舞。

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

1983年8月的一天，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主任过家鼎告诉他，翻译室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过家鼎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最后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张维为感到，这才是过家鼎的压轴词。邓，即邓小平。

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但一旦自己开口，“一看就是20 年，一谈就是50 年，一展望就是70 年，一憧憬就是100 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 年不变，100 年不变”。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留有后手”、“要对付不要应付”……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

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 年的英语翻译。在她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更是个和蔼的长者。

大多数时候，会见结束后，一场宴会必不可少。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因而作为他的翻译，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吃饭，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以“让翻译吃点东西”。

文/刘继兴

大家都熟知的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经常演奏。如1984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 届奥运会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步入会场时，现场响起了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中华台北代表队入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再次响起。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他曾多次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他一生中多次领唱的唯一一首歌。

1971 年8 月15 日至9 月12 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期间，为了反对和防止党内分裂，他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他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他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然后，他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他说：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最重要，“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

1973 年12 月12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建议与会者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他来亲自领唱。毛泽东之所以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有独钟，是因为这首歌来自于最早的革命实践，而且，毛泽东是这首歌歌词最初的原创者（后来几经改编）。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揭发张闻天， 我至今无法解脱(下)

口述/何方  整理/周海滨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我，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18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

口述/何　方整理/周海滨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 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张闻天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20年的煎熬。

文/ 宋美龄

张学良邀请我去西安

12 月14 日( 星期一) 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第一缕希望的曙光，并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

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

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 日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15 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端纳说，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让我一定不能去西安。其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

文/ 宋美龄

“兵变”噩耗传来

1936 年12 月12 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

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13 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澳大利亚人，先后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同样没有确切消息。

（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 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

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