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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时代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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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2008-05-27 09:44: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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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翟华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少有人谈到周恩来的英语水平。那么,周恩来的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呢?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

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89.72分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这样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

191843日周恩来留日期间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

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曾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可见,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

1936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知道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颇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6月至1942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1937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

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

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friend,old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译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

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还是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

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这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将它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出来了,因为那时到场的其他中国人没有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出来了,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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