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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时代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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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重返上海文坛经过  

2008-06-16 15:07: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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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晓滇

鲁迅闻知瞿秋白重返文坛后非常高兴,他们侃侃不尽,相见恨晚。他们的亲密合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结识左联同志

1931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指导工作的米夫与王明诬陷、打击瞿秋白,将其排挤出政治局,长期不分配工作。此后,瞿秋白便与夫人杨之华搬迁新居,淡出门户,疏离政治,过着隐居生活。

一天,打探到瞿秋白新居的茅盾突然造访,这给寂寞中的瞿秋白带来很大欣慰。茅盾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行政书记,故见面后瞿秋白便迫不及待地向茅盾了解上海文艺界以及左联的现状。其实,瞿秋白一直对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以后他在《多余的话》中给自己有这样的定位:“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正是在远离政治后,瞿秋白的这种文艺情结才更加强烈。他得知茅盾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非常感兴趣。两天后,茅盾将《子夜》前几章送给瞿秋白看。瞿秋白边看边提出一些意见,并热情加以鼓励。

恰巧这时瞿秋白接到地下交通送来紧急通知,告知党的机关遭到破坏,要他立即转移。但事出突然,一时难择避居之地。为此茅盾便邀秋白夫妇到其寓所暂避。事后才知道因为中共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瞿秋白的住址。

住茅盾家两个星期,瞿秋白几乎天天与茅盾谈《子夜》。《子夜》出版后,瞿秋白专门写了《〈子夜〉和国货年》一文,称《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在此期间,茅盾还多次向瞿秋白介绍左联的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不重视创作现象。这对瞿秋白了解左联进而参与对左联的领导是有帮助的。瞿秋白还问起了鲁迅,他很敬仰这位左翼文坛的主帅,憾未谋面。茅盾答应适当的时候安排见面。

正是在茅盾家,瞿秋白认识了冯雪峰。那天,冯雪峰将刚出版的《前哨》送给茅盾,见到一位戴眼镜的生人在座。茅盾随即将他们作了介绍。冯雪峰得知眼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瞿秋白时,不禁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早就知道你,就是没有机会见面。”瞿秋白知道冯雪峰是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便笑了笑说:“我也很想和左联的同志们见见面。”

瞿秋白与冯雪峰虽然初次见面,但彼此倾心,十分信任。这次见面他们谈得很晚。瞿秋白心情怡然,兴致极高。

考虑到家中条件较差以及瞿秋白的安全,茅盾与冯雪峰商量,能否将瞿秋白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冯雪峰当即便想到了当年“湖畔诗社”的诗友谢旦如。于是在冯雪峰的安排下,瞿秋白夫妇秘密搬进了紫霞路。

上海紫霞路六十八号主人谢旦如是一位年轻的商人兼文人。因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谢旦如家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两层楼房,环境幽静。为了掩人耳目,谢旦如特地在报纸上登了招租广告。瞿秋白当时化名林祺祥,剪了个小平头,一身浅灰色的长衫,仿佛乡村教师。当时谢家人除了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实身份,平时则以林先生和林家嫂子称之。

逐步成为左联重要领导

通过茅盾与冯雪峰,瞿秋白开始与左联发生联系,并渐渐参与了对左联工作的领导。1931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其中倾注了瞿秋白的很多心血。为此茅盾说:“从1931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瞿秋白离开文艺界已有十年,这次重返文艺界,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开始调整长期习惯的政治斗争思维模式,重新认识文艺界,思考文艺界以致融入文艺界。为此,瞿秋白为隶属于中共宣传部的“文委”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

当时瞿秋白与外界联系主要是通过冯雪峰。冯雪峰每隔几天就到其住处去一次,向他介绍情况,传递信息。而这时瞿秋白写的一些文章也通过冯雪峰在刊物上发表。其中有《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丁玲受命创刊《北斗》后,冯雪峰请瞿秋白为之撰稿。瞿秋白即以董龙的笔名写了《哑巴文学》一文,刊在《北斗》创刊号上。以后瞿秋白又分别以司马今、史铁儿等笔名为《文艺新闻》、《文学导报》写文章,参与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

通过冯雪峰,瞿秋白与左联的夏衍、阳翰笙、钱杏邨等人都有接触。当时在左联中,因鲁迅不是党员,左联盟员中的某些党员对鲁迅尊敬有余,服从不足。而瞿秋白虽然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但他在党员中的威望以及他在文学上的造诣都为党内同志折服。

为此夏衍曾说:“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他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瞿秋白当时对拓展左翼文艺阵地以及让左联的夏衍、郑伯奇等渗透到电影圈中以推进左翼电影的发展等都有着很详细的指示。

事实上,这时的瞿秋白已逐步成为左翼文坛的重要领导人。但这种地位的形成却较为复杂。

只要了解王明路线残酷迫害瞿秋白的那段历史,就很难相信当时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会如此安排瞿秋白。更何况对中央决定瞿秋白领导文化工作之说没有任何文件依据。冯雪峰曾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

作为曾经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文委”书记的冯雪峰,此话较有权威性,且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以后李维汉亦有过这样的回忆:“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三年内,王明等人对秋白进行了无情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特长,主动地为党在文化战线上做了许多工作。”这里“主动为党工作”与冯雪峰所说的“个人的热情”是吻合的。

因此,当时瞿秋白成为左联领导,是缘于他的资历:1921年的党员以及曾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是缘于他的理论修养:他精通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文艺理论,其编译著述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文艺论著中的煌煌巨著;是缘于他的艺术水准:他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写杂文和诗歌,译过小说,编过刊物,并发表过大量有份量的文章。总之,瞿秋白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人物,完全是由他的资历、学识和人格魅力而成的。事实上,当瞿秋白重返上海文坛后,便立刻得到左翼文艺界人士的推崇和敬重。

与鲁迅相见恨晚

鲁迅闻知瞿秋白重返文坛后也非常高兴。他从冯雪峰那儿知道瞿秋白的俄文水平相当高,就托冯雪峰约请瞿秋白翻译了两万字的《铁流》序言。以后鲁迅在给《铁流》译者曹靖华的信中告知序文已找人译出,并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

这时,瞿秋白与鲁迅仍未见面,但神交已久。他们通过冯雪峰交换对彼此作品的意见,那种相互间的坦诚、真挚和信任将他们的距离拉得很近。

19319月,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法捷耶夫小说《毁灭》出版。他当即托冯雪峰转赠一本给瞿秋白。瞿秋白阅后即给鲁迅回信,开头以“亲爱的同志”相称。收到瞿秋白的信,鲁迅很高兴,之后便将此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十字街头》。

瞿秋白与鲁迅神交已久,又互相引为同志,并且彼此都有见面的迫切要求。为此冯雪峰特地作了安排。

那天,冯雪峰将瞿秋白带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寓所。鲁迅热情地握住瞿秋白的手说:“早就想见面,但你过的地下生活,我过的是地上生活,所以见面难啊。”

“我们不是早见面了吗?”瞿秋白说。鲁迅闻之很吃惊,不记得在哪儿见过。

冯雪峰一旁也很纳闷。瞿秋白随即补充说:“读了你的文章,就如同见到你本人一样,文如其人呐。”此言一出,三人均大笑不已。

这次见面,瞿秋白与鲁迅均非常兴奋,他们谈俄国文学、谈中国现实、谈左翼文艺。侃侃不尽,相见恨晚。

193291日上午,鲁迅全家回访瞿秋白。据杨之华回忆:“这天为了款待他们,特地到饭馆去叫了几个菜。到坐下来吃中饭时,我才发现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心里感到抱歉和不安。但鲁迅却毫不在意,和蔼可亲,仍然和秋白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高兴。秋白和我都很敬重鲁迅先生,知道他在兄弟中居长,就亲切而尊敬地称呼他为‘大先生’。”

此后,瞿秋白曾先后三次在处境危险时避居鲁迅寓所。由此可见他们彼此间的这种信任。瞿秋白和鲁迅在左翼文坛并肩战斗,在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以及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的论战中,互相声援,形成合力。瞿秋白和鲁迅又一同纠正左联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引导左联盟员多创作出好的作品。

瞿秋白非常喜欢鲁迅杂文,为此专门编辑出版了《鲁迅杂感选集》。在近两万字的长序中,高度评价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文体特点以及战斗意义。此举令鲁迅甚为感动。以后鲁迅专门写一条幅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417日,瞿秋白离开上海和左翼文坛,前往苏区履新。他将思念之情留在了上海,将渊博的学识、坚定的信念以及人格的魅力留在了左联战友的记忆中……

对于瞿秋白重返上海文坛并领导左翼文化工作的这段历史,茅盾曾有如此评价:

“当他(指秋白)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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