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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时代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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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贵族曾用中国奢侈品炫富  

2012-07-23 09:20:20|  分类: 往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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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红利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欧洲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前后流行欧洲100年的“中国热”。 

“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很久以来,欧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进入16世纪后,大批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他们带回的各种报告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在众多传教士当中,利玛窦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就,也成为当时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

18世纪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仍在经受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他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的无比惊羡。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中国制造”成为时尚与品位的象征

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Chinoiserie) 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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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世纪的法国油画《天文学家》,画中人物均穿着中国服装.jpg

17世纪以来,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据说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曾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妇女们常用它来治偏头痛。在1650年时,英国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为5英镑,而1磅(0.45千克)茶叶的价值就高达10英镑。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往往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 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此外,来自中国的漆器、扇子乃至轿子等都一度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欧洲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时尚,包括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马上引来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由于中国时尚的狂热流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趣闻。1672年,当传教士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时,马上就成为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发现她只是一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18世纪,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如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献,还在其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草稿中,将《论语》中“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改写成诗句。

18世纪前后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流行,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戏剧的风靡上。1735年,法国的马若瑟神父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戏剧热。伏尔泰又进一步改编,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一连演出了很多场。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上演了这部中国戏剧。据统计,仅在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

科举被视为选官制度的蓝本

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这难免会带来许多弊端。到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蓝本。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由此,法国在大革命后参考中国科举制度,引进了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在治理国家方面,欧洲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他的极力说服,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中国热”中,欧洲也曾出现过一些盲目跟风的情况,但这次热潮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的日渐衰落,“中国热”也在欧洲逐渐降温,但它的影响仍持续了很长时间,如马克思就曾给他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和“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文章源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 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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